人们常说：孩提时的回忆是最甜美的，而且刻骨铭心，永不忘怀!

　　1952年季春，我国第三次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涌进了我所在的小山村，打地主分田地分农具，这是山村从来不曾有过的沸腾景象!这一天，晴空万里，山花烂漫，姹紫嫣红。散落在方圆几十里的翻身农民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来到地主家，希望能分到一砖半瓦，一帛两粟!土改工作组的干部拿着从乡政府带来的铁皮喇叭筒三言两语之后就开始造册分东西。我们家分到一个打草鞋的“草鞋耙子”和一个洋盆。看来这也是家穷地主，三下五除二就分完了地主家所有的农耕用具和物品。

　　接着又看了土改工作宣传队演的戏，其中一个节目叫《快乐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演员双手各握一根长约一米两头串上铜钱拴上一根红绸带或吊须的竹棍，跳舞时随歌曲的节拍击打两肩和两腿，既好听又好看!妈妈把我骑在她的双肩上，还和着跳舞的人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好听的歌，看到跳得这么好的舞，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

　　回到家里，我余胜未尽，不断问了妈妈很多问题，如“谁是共产党?他是哪里人?”……妈妈说：“这些妈妈也不晓得!等你长大了，读书了，就会晓得的!”妈妈记性很好，自此之后，她就经常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曲调!

　　记得也是那年的秋收之后，黔峰小学的李老师来到我们家，问我“想不想书?”后来李老师又来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李老师是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身上还有铁片，他还是什么火线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知道的东西真多，我很喜欢听他讲外面大世界的故事。第二年的秋天，李老师把我接到学校正式报名上学。那年我还未满6岁。

　　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就是原来那家地主的堂屋，面积不过30平米。课桌和櫈子也是他家用的茶几、案桌、长条櫈、骨牌櫈，长短不一，高低不齐，五颜六色，新旧各异。李老师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他教的四个年级共21个学生，分成四个梯队挤在同一间教室里轮流上课，讲完一轮休息一会儿再上下一轮课!

　　李老师是一个见过世面知识渊博的能人!他讲课声情并茂，像读诗又像唱歌。记得第一册语文中有这样的几句文：“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我就问李老师：“南方有好远?北方是什么地方?”李老师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教好听的歌，如《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等等。他说：北方有个叫北京的地方，那里有个毛主席，还有很多共产党员。没有他们，我们就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更没有书读!

　　每天放学回来，妈妈都要问我“今天老师教了什么歌?”“会写什么字?”我都一一告诉她，并且用树枝把灶边的灰扒平，然后把老师教我写的字写给妈妈看，把李老师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再讲给妈妈听。妈妈高兴地说：“我也好想读书哟!”后来我才晓得，妈妈是在跟着我读书、写字、唱歌。初小毕业那年，妈妈到县城里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卫生员培训班。

　　初小毕业后，我到乡里的完小(含五、六年级的高级小学)读书。妈妈也被安排到村“产妇卫生院”当医生，爸爸在县伐木场工作，我们兄妹三人也就跟着妈妈住在“产妇院”。这个“产妇院”只有妈妈一个医生，是一户地主家的偏厢房隔成的两间小房子，一间是再简陋不过的卫生室，另一间就是我们母子四人的住房。

　　在那个年代，“产妇院”也是空有其名，要啥没啥。妇女临盆了，也只能到产妇家里用半洋半土的办法接生，四邻八村住户非常分散，“对面鸡犬之声相闻，上界下岭走路要半天”，谁家有妇女要生小孩了，就来请我妈去接生。我记得，只要有人来喊接生或家里有病人，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暴风聚雨，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黑如漆桶，妈妈都会丢下我们三兄妹，背起药箱拔腿就走，每次出诊回来，她都要写好“出诊日记”：时间、地点、姓名、病情或胎位、处理过程、产后服务和康复情况等等。由于妈妈的刻苦努力和勤学好问，她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接生娘医生”。

　　由于妈妈的出色工作成效，1960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村唯一一名女共党员。自那以后，妈妈似乎有用不完的劲，她不知道什么是累什么是苦，不知疲倦不分白天黑夜的奔波在老百姓需要她的地方，无论什么病痛只要来找她她都有求必应尽力而为。在我的印象里，妈妈的“行医”完全是义务性的，是为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那时，所有医疗用品都是到乡卫生院买来的，既没有差价更没有利润。生产大队没有工资发给妈妈，只是从各个生产队筹点劳动工分上来，待秋收决分后到各生产队去兑换成稻谷和钱。

　　三年自然灾害我记不太记得是怎么度过来的，只记得吃糠嚥野菜嚼草根、啃树皮蕨皮是常事，甚至还吃过“观音土”，就是一种带点蓝色的白泥，有点糯，无沙，遇水不易化，就像现在幼儿园小朋友们玩的橡皮泥，待水烧开后把揉成汤圆大小的泥巴入锅煮一下，有条件的再放点盐，吃到肚子里权当充饥。吃进去有多大，屙出来还是那么大。我爸在县伐木场也只记工分不发工资，我们母子四人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在我的记忆中，经常是好长一段时间妈妈的饭碗里不是野菜就是五谷杂粮，未曾见过白米饭，但凡有点油星和米饭，妈妈总是让我们吃。

　　看到妈妈仍然那样不知疲倦的出诊还要省吃俭用照料我们兄妹三人，就对妈妈说：“妈妈，你要爸爸回来，我也不读书了，我们一起回家去种点包谷栽点红薯喂些鸡鸭猪之类的还好些，要不然弟弟妹妹们怎么长得大呀!”妈妈说：“妈妈现在是党的人了，要听党的话，不能只想着我们自己这个家，要看远点，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从妈妈口里说出来的最难听懂的话：“为人民服务!”

　　度过三年苦日子，景况稍有好转。通过县卫生局考察录用，妈妈正式成为一名拿“豆腐票”吃“国粮”的医生。爸爸也从伐木场回家守着那间老屋，我高小毕业后考入当时我们县唯一一所“民族初级中学”!

　　自此以后，妈妈的双脚似乎装了弹簧，像一台注满南孚牌机油的发动机，日夜不停的行进在黔峰峻岭山径小道溪圳地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服从组织分配，不讲价钱，不为名利，任劳任怨，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能往党的脸上抹炭灰”!她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县或区或乡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作为一名医生，她救死扶伤，把毕生精力献给边远山区贫苦农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她为病人出诊，从来不收“出诊费”，而且在病人家吃一顿饭，哪怕只喝两碗油茶，也要照付四两粮票一角四分钱的伙食费。病人来医院看病，餐饮食宿热情接待。她自学了很多草药偏方，采集加工了很多常用中草药并且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从来不收钱。她总是说：“在农村他们赚个钱不容易，我能帮他们节省一分是一分，节省一角是一角，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作为女性，她相夫教子，节衣缩食，为的是不让孩子们挨饿受冻；她风餐露宿，为的是让孩子们能健康成长。曾几何时，在最边远最贫困的清源公社工作时，她经常身背我那未满两岁的小弟弟，肩垮药箱到离公社几十里渺无人烟的偏僻山村出诊，渴了喝两口山泉，饿了，摘几棵野果；到揭不开锅盖的病人家里也没有饭吃，只能喝两碗不见油星子的包谷油茶。晚上被我弟弟吸奶吸得眼冒金星头晕到在地，醒来后还要哼着歌儿哄着我弟弟人睡!她凭27元一月的工资送我们兄妹四人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当妈妈听到我在部队入了党并收到铁道兵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五好战士奖状时激动得两餐没吃饭，逢人就说“党没有白教育他!”每当家里有亲人入党时，妈妈总是要表扬鼓励一番“很不错!不要骄傲自满!”有人问我妈为什么要如此这般时，妈妈总说：“党教育我多年，我的工作没做好，靠我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更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正如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描述鲁迅先生的那样，我妈妈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甘甜的乳汁，她终生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收获的是一个真正中国共产党员的自豪和荣光!

　　妈妈退休前的一年春节，在她的提议下，我们家成立了家庭党支部，妈妈自告奋勇当支部书记。妈妈的意思是说：这是个既没有通过选举也没有分工又不负责行政事务，只管思想教育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殊党支部，旨在家庭成员中的党员要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不要犯原则上的错误，要像当年在党旗下举手宣誓那样，不忘初心，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妈妈本来身体底子就差，加上不堪重负，积劳成疾，黄天不祐，英年早逝，过早作古!如今妈妈已离开我们26个年头了!家庭支部成员已扩大到11人。因为妈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妈妈也永远是我们家庭当之无愧的支部书记!妈妈的在天之灵将永远训导着我们子孙后代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前赴后继，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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